敵后抗日根據地時期是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熟期

　　日軍所到之處，幾乎都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盧溝橋事變后，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上海、太原失陷后，中共中央立即對華北八路軍作出新的軍事部署：“太原失后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以於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這一指示要求八路軍要從正規戰場撤出來，要成為全山西游擊戰爭的主體，呂梁山是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129師在晉東南、120師在晉西北准備堅持長期游擊戰。接著，毛澤東在一次報告中明確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共產黨和八路軍決心堅持華北的游擊戰爭，用以捍衛全國，鉗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進攻”。這裡，實際上正式形成了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思想。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1938年5月，武漢保衛戰開始。隨著全國抗戰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明確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明確指出，由於抗日戰爭的長期性加上殘酷性，“處於敵后的游擊戰爭，沒有根據地是不能支持的”。毛澤東指出，敵后抗日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托，根據地是開展游擊戰爭的后方。抗日根據地要在建立抗日武裝部隊、戰勝敵人、發動民眾之后建立起來，同時還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權。1938年5月，在關於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精辟分析中，毛澤東指出：“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為進步和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佔區，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時地變為落后和黑暗的地區。”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其中論述了“敵據城市我據鄉村，所以戰爭是長期的，但鄉村能夠最后戰勝城市”的思想。他說：“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國如中國，存在著許多優良條件，利於我們組織堅持的長期的廣大的戰爭，去反對敵人佔領的城市，用犬牙交錯的戰爭，將城市包圍起來，孤立城市，從長期戰爭中逐漸生長自己的力量，變化敵我形勢，再配合世界的變動，就能把敵人驅逐出去而恢復城市。”武漢淪陷后，八路軍、新四軍在廣大敵后立足農村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依托抗日根據地，依靠廣大農民支持，與盤踞於城市的侵華日軍相周旋。這裡有關鄉村包圍城市的分析，是中國革命根據地理論和實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要發展。敵后抗日根據地就是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實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繼續和發展。

　　抗日根據地是在敵人佔領的后方建立的。日軍所到之處，幾乎都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從長城內外至海南島，從黃土高原至東海之濱，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了陝甘寧、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冀魯豫、冀熱遼、山東、蘇北、蘇中、蘇浙皖（原蘇南）、淮北、淮南、皖江（原皖中）、浙東、鄂豫皖、廣東、瓊崖、河南（豫西）、湘鄂贛等19塊抗日根據地。除了陝甘寧邊區位於大后方外，其他18塊抗日根據地全部在敵后。

　　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實現了黨的領導，實現了政府、議會、軍區的黨政軍一體化。抗日根據地發動了全體農民，在各個村庄組織了農會、婦救會、各界救國會，民兵，青抗先，等等。根據地的民兵、青抗先配合八路軍、新四軍在前線作戰，在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游擊戰爭中發揮了戰略支撐作用。筆者曾對山東省黃縣大於家進行抗戰歷史調查。據當地的老黨員回憶，抗戰時期，黃縣大於家屬於山東抗日根據地北海區，村裡有共產黨組織，全體農民發動起來，建立了農救會、婦救會等各種群眾組織，所有青壯年男子都參加了民兵，民兵、青抗先積極配合八路軍在前線作戰。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組織和政策都很了解，對抗戰時期的活動如數家珍。

　　為什麼說敵后抗日根據地時期是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熟期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成熟了，正確地選擇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創建了土地革命時期農村革命根據地，具有了實踐經驗並已將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由於當時受到“左”傾教條主義壓制，農村革命根據地理論未得到中央支持。遵義會議后，特別是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后，情形有了改變。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確定了黨的路線的轉變，鑒於日本侵華，民族危機當前，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實現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開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積極引導、推動全國抗戰民意，推動全面抗戰。1937年9月，蔣介石接受中共建議，發表談話，表示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毛澤東立即提出，抗日戰爭存在著正規戰和游擊戰兩種戰略區分，八路軍負擔游擊戰任務，游擊戰作為輔助，起著戰略配合作用。隨即在華北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論証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路線。

　　服務於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有抗日意願的人，根據地採取了正確的政策，如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地主可收租，農民要交租﹔支持工商業，正確處理勞資關系﹔團結民主人士，有抗日意願的民主人士可進入政權機構，等等。

　　建設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政治舉措。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四項改革政治機構項下，包括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的革命分子，驅逐親日分子﹔國防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革命政策﹔實行地方自治等內容。在中共推動下，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日建國綱領》，其中也有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一項。但是指望國民黨來改善各級政治機構，是不現實的。

　　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權，歷史上從未有先例，這個任務只能落到中國共產黨肩上。毛澤東極為重視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為此下了很大功夫。陝甘寧邊區政權建設是所有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標本，是未來新中國的建國范式，毛澤東極為重視。毛澤東在講到邊區民主政治對全國的作用時強調指出，邊區“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邊區鞏固和發展民主政治，就可以“做一個樣子給全國看，給全國一個參考，成為全國的一個樣本”，“使邊區成為民主的模范，推動整個國家的民主化”。“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於抗日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在全國的意義與作用。”

　　1940年3月，在總結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起草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作為黨內指示由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這個指示一開始就說明，目前是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這種政權，並已經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它是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專政區別的，也是和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有區別”，這種政權將大有助於全國民主化的推動。指示要求在各級政權中實行“三三制”，即“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同時“必須保証共產黨員在政權中佔領導地位”，還應避免忽視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左”的傾向，以達到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目的。該指示還強調提出：“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保護抗日的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的生活和鎮壓漢奸、反動派為基本出發點。”

　　陝甘寧邊區曾先后在1937年、1939年發布過兩個施政綱領。1941年5月1日，《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被稱為“五一施政綱領”）正式頒布。這個施政綱領是由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由毛澤東反復改寫、修訂，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這個施政綱領，是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根據中央有關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指示制定的。它更為全面也更加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基本方針和在邊區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方針，舉凡軍事政策、與邊區內社會各階級各黨派政策、與邊區外友黨友軍團結政策、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權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農業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勞資政策、稅收政策、文化政策、衛生政策、男女平等政策、民族平等政策、華僑政策、游民政策、俘虜政策、對待外國人政策等，均一一作了明確規定。所有這些規定，明確無誤地體現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要求，體現了民主政治的要求，對於調動邊區內各社會階級、各黨派中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抗日積極性起到了穩固的保証作用。

　　毛澤東在多次講話或者內部指示中強調，各級政權機構要貫徹“三三制”。“三三制”在抗日根據地全面推行，為各抗日根據地執行抗日統一戰線提供了制度保証，而且對於調動各方的抗日積極性、民主建設抗日根據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共關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在黨外民主人士中獲得了積極的反響，邊區參議會副議長、開明紳士李鼎銘以“五體投地”來表明他對這一原則完全擁護。

　　中共為了動員全國各階層民意，集中力量抗戰，專門就蒙古族、回族發了文件，專門就長江流域哥老會群眾發了文件，要求採取適當政策，動員國內各民族、各社會階層民眾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照顧他們的合理需求，等等。事實証明，中共所提倡、推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真正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敵后根據地相繼實施了“三三制”、減租減息等有利於調動各階層人民抗戰積極性，形成堅不可摧的抗戰意志的一系列措施。中共在抗日根據地的局部執政，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執政能力的重要來源之一。抗戰結束時，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100萬平方公裡，人口近1億，人民軍隊發展到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萬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事力量，成為指導中國歷史前進方向的力量，成為影響中國前途的政治軍事力量。

　　說敵后抗日根據地時期是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熟期，至此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根據地已經壯大了，已經形成包圍城市的力量了，已經初步取得建立國家政權機構的必要經驗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